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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永定:为什么这几年我都主张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|驭势20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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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1-14 04:1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余永定一直主张:增长是硬道理——没人知道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,中国应该以试错的方式,实行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、货币政策,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速。
作者:刘玉海封图:图虫创意





导读





壹  ||  余永定先生认为:我们无法确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有多高。在决定经济政策时只能依靠试错法:如果可以判定当前存在产能过剩、有效需求不足、且没有明显的通胀迹象,就不必犹豫,而应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,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;如果出现问题,还可及时调整。贰  ||  中国经济的高杠杆率问题必须关注,但高杠杆率不应该成为中国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障碍。增长是硬道理。只要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,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;反之,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跌,一切问题都会变得难以解决。叁  || “三去一降一补”同扩张性财政、货币政策并无矛盾。不仅如此,在某些情况下,“三去一降一补”本身就意味着扩张性财政、货币政策肆  || CPI不应该包括房价、更不能包括其他资产价格。如果CPI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状态时,房价持续上扬怎么办?答案:在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,采取其他手段(特别是财政手段)抑制房价上涨,以避免造成严重误伤。



改革开放后,中国日渐与计划经济作别,但政府仍然是经济领域的显著参与方。其中,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各种“宏观调控”——有时是温和有度、不疾不徐,有时是疾风骤雨、霹雳手段。


几乎每次的宏观调控政策,都免不了意见纷纭。但如果系统审视中国这近30年的宏观调控历史,会有怎样的发现呢?


余永定先生的感觉是:“阳光之下,并无新事”——当前学界所争论的大部分重要宏观经济问题,在20多年前就争论过了。


余永定从1990年代初做博士论文期间开始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,之后在中国社科院任职、并曾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。作为经济学者,他几乎没有缺席过这20多年来任何一次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讨论,且每每以“异议者”的角色而为人注意——有时是官方政策的异议者,有时是主流舆论的异议者——自然也少不了承受另一派观点批评的压力。


在年终岁首这个例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讨论节点,我们访谈余永定先生,讨论2021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,也讨论过去30年宏观调控的得失与感悟。


余永定坦陈,直到2014年,在宏观调控问题上,他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:中国不可能长期维持10%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,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速较低的时期。但当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季度跌到7%之后,他开始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感到担忧——这位经济学家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?


在那之后,余永定一直主张:增长是硬道理——没人知道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是多少,中国应该以试错的方式,实行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、货币政策,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速。


“现在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速,当前通货膨胀还不是威胁,我们不应因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某些未知后果,而不在当前执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。”他说。


访谈



《经济观察报》:您在《太阳之下无新事》中回顾了过去近30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历程,并感叹“阳光之下,并无新事”,但当时每次讨论宏观经济议题时,是怎样的心情?


余永定:“文革”期间,我通过高鸿业先生翻译的萨缪尔逊《经济学》第十版,开始接触宏观经济学;1979年参加由仇启华先生主持的《现代垄断资本主义》编书组,负责编写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分(由于这部分内容与全书体例不一致,最后基本未被采用);这些经历使我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了初步了解。1988年负笈牛津,我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《中国的宏观经济及稳定政策设计》。为了写论文,恶补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的知识。1994年回国之后,我开始跟踪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,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我基本上是按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标准程序,照猫画虎地分析中国的宏观问题,并无独特见解。


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,在于正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转折点。回国之后,我所经历的第一个宏观经济经转折点发生在1996年。当时的问题是:通货膨胀是否已经得到抑制,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应该由从紧转向从宽。具体说,是否应该降息了?第二个转折点发生1999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。当时的问题是:面对财政状况的恶化和高企的不良债权,中国是否应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?第三个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底2003年初,当时的问题是:中国是否已经走出通货收缩,是否应该收紧财政、货币政策?第四次转折点是在2008年第一、二季度,彼时CPI分别为8%和7.8%,但全球金融危机风暴已经隐约可见。当时的问题是:放松还是继续紧缩性货币政策?2008年第四季度,为了抵消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,政府推出“四万亿”财政刺激措施。当时的问题是: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是否过大?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恢复到12%,通胀率也开始回升,2011年政府退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。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降至7.6%,跌破“保8”底线。当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称,这是“转折点”。大家已经不再奢望经济增速会重回双位数,但希望中国经济增速会稳定在8%左右。此后,中国GDP增速却继续逐季下跌,2019年第四季度跌到6%,且有进一步下跌的危险。于是发生了一场中国是否应该“保6”的争论。


自2012年以来,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: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、甚至跌破6%,是否不可避免?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,似乎是肯定的。我的看法则是,我们无法确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有多高。在决定经济政策时只能依靠试错法:如果可以判定当前存在产能过剩、有效需求不足、且没有明显的通胀迹象,就不必犹豫,而应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,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;如果出现问题,还可及时调整。


“太阳之下,无新事”这句话取自《圣经》传道书。原话是:“已有的事必再有,作过的事必再作;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有什么事人可以说:看啊!这是新的?其实,很久之前已经有了,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。以前的事,无人记念;将来的事,后来的人也不追忆。


我10年前说过:“在中国,经济学辩论好像是一场运动员、裁判员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‘比赛’。混战结束之后,留下的只是球场上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。”令人遗憾的是,10年后的今天,这种情况并未有多少改变。研究现实宏观经济问题,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框架,但更需要不断回顾历史,不断检讨自己当初误判的原因。只有这样,才能减少在当下重犯过去的错误。


经济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,难以通过可重复的实验证实或推翻一种假说。例如,一种观点认为,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是6%或更高;另一种认为,增速只有5%。假设政府接受了后一种观点,并依据这一观点制定经济政策,而中国果然实现了5%的增速。那么,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到底是6%还是5%呢?主张6%的人可以说,虽然事实上是5%,但旨在争取实现6%的政策根本就不曾尝试过啊。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建议既难通过逻辑推理也难通过实际证伪或证实,“鞋子无人认领”也就不奇怪了。这种难以做出“决定性判决”的状况令人沮丧。





如果政策扩张性更强,经济增速可以稳定在6-7%

《经济观察报》:回顾这近30年的宏观研究,您印象最深的是哪几件事?您也点出了自己的一些预判失误,这对您的分析模型有调整、修正么?如果放眼过去30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历程,您如何理解这个过程中的得失和对我们的启发?


余永定:自1998年以来,为了刺激有效需求,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中国国债余额占GDP之比,由1997年的7.4%上升到1999年的12%。如果包括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内的或然债务,中国国债对GDP之比,按世界银行的估算高达74%-105%。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问题是: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?为回答这个问题,我通过一个用微分方程表达的动态模型,说明由于国债余额占GDP之比的极限值等于赤字率除以GDP增速,如果中国能够把赤字率维持在3%、同时使GDP增速达到7%,中国国债占GDP之比就将趋于43%,完全在“马斯特里赫条约”所设定的安全线内。通过模型,可以清楚的看到,当前的或然债务对GDP之比的高低并不重要,它只是微分方程解的初始条件,哪怕现在的国债余额对GDP之比真是105%,随着时间的推移,国债余额对GDP之比必然下降,最后趋于43%。当然,其中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利息率很低,否则就难以保证赤字率可以维持在3%的水平上。而当时中国完全可以把利息率维持在低水平。基于这样的认识,在1999年至2001年关于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讨论中,我非常有信心地采取了支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立场。


自1995年成功治理通货膨胀之后,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。虽然大家对政策调整时机的判断时有分歧,但分歧不大。我自己判断经济形势的最大错误,发生在2008年上半年,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8%左右,尽管经济增速在2007年已经开始回落、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爆发,但我依然认为通胀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,主张继续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。雷曼兄弟破产后,世界经济增速急剧下跌,通货膨胀一下子就变成了通货收缩。这次的判断错误,使我不得不重新认识通货膨胀问题。此后,我不再执着于“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”的教条。


直到2014年,在宏观调控问题上,我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:中国不可能长期维持10%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,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速较低的时期。但当经济增速在2015年第一季度跌到7%之后,我开始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感到担忧——经济增速的下跌是有惯性的,如果你不在某个时刻刹车,它就会继续跌下去。而且由于所谓“磁滞”效应,无论潜在经济增速是多高,维持低速的时间一长,想恢复本来可以达到的增速也变得不可能了。


我不知道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是多少,但一个重要事实是:在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跌的同时,中国PPI从2012年3月开始,维持了长达54个月的负增长。在2015年之后,CPI基本上保持在2%以下。显然,在这种情况下,通货膨胀已经不是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。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不能采取更具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抑制经济增速的下滑呢?从那时起,我开始同主流产生分歧,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
《经济观察报》:您指出,长期因素会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影响近期经济表现,但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近期经济表现。宏观调控和结构改革并不互相排斥。也有人认为,中国最近这十几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过于关注短期的调控、而疏于结构性改革,您怎么看?


余永定:吴敬琏老师很早就指出,不要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混为一谈,不要把增长问题和宏观调控混为一谈。我们谈论长期经济增长时,正确的理论框架是Q=F(t, K, L);其中,Q、 t、K、L分别是:产出、技术进步、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。我们谈论短期宏观经济调控时,总需求Y被定义为:Y=C+I+G+X-M;其中,Y、C、I、G、X、M分别是:产出、消费需求、投资需求、政府支出、出口和进口。增长理论假定:Q取决于生产函数中的三个自变量,而不考虑需求约束。有西方经济学家开玩笑说,增长理论中的经济体其实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,因为增长理论实际假定了只要有产出就有需求。反之,在利用国民收入核算公式分析经济增长前景时,我们假定国民经济是受需求约束的,Y取决于等式右端的各需求构成部分之和。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,使生产函数所决定的供给能力得以充分实现。


经济学说史上从来就有“是供给创造需求,还是需求创造供给”的分歧:萨伊认为,供给创造需求;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,则是从批判萨伊定律开始的。经济实践已经证明,萨伊定律在宏观经济层面是错误的,但从行业和产品层面讲,供给创造需求则是有道理的。创新性产品确实能够创造需求,但这基本上是个微观经济问题。一般而言,创新性产品的出现并不足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。1920年美国汽车销量为200万辆,1929年冲破500万辆,但这并未妨碍美国在1929年陷入大萧条。重视供给是完全正确的,从中长期来看,经济增长问题就是供给问题。但宏观经济调控要解决的不是供给问题,是需求问题:当有效需求不足时,刺激有效需求;当有效需求过度时,抑制有效需求。


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第一季度的12%下跌到2019年内第四季度的6%,且此间CPI基本保持在2%左右、PPI长期为负值。难道中国经济不是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吗?我们为什么不是强调刺激有效需求,而要强调“供给侧改革”呢?我猜测,这里可能涉及两个判断:其一,虽然经济增速已经大幅下降,但仍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速。因而,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不可避免。经济增速在未来会稳定在某个可持续的水平上,即经济增速的调整会呈L型;其二,尽管过去执行了旨在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,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没有改变。相反,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杠杆率上升、经济效益的下降和金融风险的上升。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、货币政策(遑论进一步扩大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)弊大于利。



<span style="font-size: 15px;letter-spacing: 1px;">在经济增长理论的Q=F(t, K, L)中,制度和结构因素的改善都可以归类于“技术进步”(t)这个变量。加快“技术进步”自然可以增加供给Q。但这里有两个问题:第一,“技术进步”导致Q增速提高,是个中长期问题,不会很快见效;第二,更重要的是,就宏观经济而言,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,是需求约束而不是供给约束。提高Q的增速,何以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呢?回答是:具有创新性的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。因而,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Q的增速,可以自动导致Y的增速的提高,从而使Q=Y,即实现GDP增速的L型调整。不难看出,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否能够实现GDP增速的L型调整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萨伊定律是否成立。理论上,在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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